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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—罗尔斯正是看到原教旨自由主义者的“冷”面孔无法感召穷人，才祭出“正义”的大旗为其增添些许暖意。过于迷信市场与民间力量，或者过于不信任公权力，在偏执的程度上恐怕并无二致。对此问题做出如上的澄清，不仅是在挽救自由主义，更是在挽救使共同体得以基本维系的责任与美德。

哈维告诉我们，乌托邦同时具备“城市”和“社会正义”两大特征。像《》或者《美丽新世界》描述的那种地方，具有封闭的空间、完善的秩序、自我循环，具备城市特征但缺少“社会正义”，可以叫做歹托邦(ia)。城市规划学者在现代交通工具中发现了类似秘密。例如大型轮船或者飞机，在极端局促中精致地设计和安排了空间，经济而又有力。它的内部是有限的，外部却是无限，可以朝几乎任意方向运动，更接近乌托邦的理想，只是操纵权与乘客无关。福柯在《词与物》中采用了异托邦(ia)来代替乌托邦，它的要害是开放、解放，因此是希望的空间。

———对空间的想象性发掘，早已超越地理学的范畴，弥漫到当代社会科学的多个领域。确实，如果再加上时间、权力和秩序等多个变量，空间引人遐想。例如雅典民主政治的广场和那种私密政治的庭院，就是不同政治风格的空间形态。

中国传统儒学的核心思想是德位合

一、以道德作为政治权力的合法性依据。“王”具有双重含义，既指最高的政治地位，同时也标示着最高的德行。圣人以德感天、受命于天以为民。因此对最高统治者的任何怀疑、否定等都是不合逻辑，也绝对不允许的。如今，普遍道德标准丧失，公权力时常失去约束；民众权利诉求此伏彼起，而权利被尊重的通道却不健全。看起来要让社会和谐，必须实现合法性的“位移”———只有以公民权利为合法性基础的政治才是真正现代文明的政治。

———曾有高人洞察，中国社会转型的发生机制之一即是：当旧道德不可实现，或者实现也不代表好的时候，否定旧道德就成为新道德。从政治生活的角度看，弱化道德判断，强化权利观念，也许是打破路径依赖的一个突围口。

现代社会的繁复生态使得学业、志业和职业“悖时”者总处于一种落寞地带，那些髦得合时的人则成为“放歌”者。在今天，似乎只有社会科学背景的人才有资格分析中国问题，只有三农专家才有能力谈论兴农富农。悖时者在经验或体验时代，放声者却在表达或把玩时代。他们沉浸于不同的话语观念的争斗，从来没有回归到一个人的生存感受中。这种过于紧张的时代氛围或过于排他的话语规范，使得我们社会相当丰富、相当重大的事件和时代命题呈现出某种不无荒唐的结果。一句话，人们被弄糊涂了。那么，不如回到天理人情。

———除了学术话语的霸权之外，还有一种“科学化”趋势正在凸显：投入大量金钱再辅以复杂数理模型，做出的东西要么是用洋洋数万言证明最基本常识，要么是繁琐句式和概念集合堆砌起晦涩天书，更糟糕的情况则是得出的结论偏离常识千万里。真要“放声”，价值、常识、方法，三者皆不可缺。

———拿西方的社会科学教科书“按图索骥”分析中国，会得到很多惊人的“结论”。这可能既是中国研究热的学术原因，又是其观点五花八门的症结所在。然而，这“结论”却大可怀疑。这是因为处在从计划向市场、从农业向工业、从传统向现代多重复合转型的中国，再加上区域发展和阶层结构失衡的因素，已经很难精确描摹。盲人摸象，结论务必小心。

年，国务院颁发了《地方志工作条例》，这是对中华民族悠久的地方志编撰传统的继承和发扬。“方志”与“历史”的最大区别在于一个具体，一个抽象。方志好比原材料，历史好比加工厂，两者缺一不可。历史总是试图抹煞细节，方志恰恰关注细节。“方志”的具体性，决定了它必须真实可感、客观可信。要使方志真实可信，除了编撰者的叙述能力、处理材料能力之外，还必须要有“良史”的道德。行政管理者必须尊重方志编撰的特点和规定性，克制权力干预，防止将地方志编成政绩记录。